在行业内，人们称他为重塑民族印刷业新辉煌的领军人物。他所有的产品都产量少又极贵，然而全球众多博物馆和艺术家都是他的忠实客户。但他从不认为自己谈得上“成功”，更愿意将自己称作一个“完美主义”者。“我很讲究，近乎苛刻，总是在不断地对自己提出更多的要求。我这种人其实常痛苦，不快乐。快乐，那就是把一件事情按自己的要求做成了，和这个完成的过程。”

　　统筹/唐乃桐 文/唐桦

　　摄影/史宏伟

　　化妆/柳莹

　　在你面前，他展开一幅清代孙温的《红楼梦》手绘卷轴，然后问：“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当手指从绢面上经过，好像跋涉，经过水墨青绿和微妙线条的平缓起伏，高高低低，峰回路转，不曾重复。你一度不敢出言，怕任何不当的措辞都会在一件珍品之前相形见绌。他拍拍桌子：“告诉你吧，这是印刷的技术！”

　　这就是万捷，深圳雅昌印刷有限公司董事长，曾获中国印刷界的最高奖——毕昇印刷技术奖，还连续6年获取“香港印制大奖”中的40余项大奖，甚至两次获得有世界印刷行业“奥斯卡”之称的美国BennyAward(班尼)金奖。

　　2003年和2005年，万捷两度入围CCTV年度经济人物，为印刷界唯一；2004年，被评为“首届中国时尚先生”；2006年9月，又被评为“最有责任感的企业家”之一。

　　他一路走来，不熟悉他的人认为他狂妄，熟悉他的人却说，和他做出的成就相比，他已经很低调了。

　　专注于一场梦的美好

　　北京顺义的早晨明亮且寒冷，雅昌大厦在严冬里寂寥无言，走进去，乍见一座精妙的城池。现代建筑的室内多层格局，与车间、楼梯、回廊、办公室甚至透明电梯艺术化地融为一体，在巨大、精致的几何错落中，他的“讲究”与“完美主义”倾向不言自喻。

　　“这是著名建筑师崔恺设计的，他是我的好朋友。我这里是一个印刷厂，但却是艺术馆里的印刷厂。我这个人从小就喜欢搞点别出心裁，要玩就玩不一样的。从小不跟弱的玩，踢球我找比我臭的组队，去跟比我强的比赛。”

　　雅昌印刷车间门口挂着真迹，会议室里有艺术精品，公共空间中无意经过的条案上，是清代的古董花瓶。每一处细节的彰显，都是万捷的内心映照。

　　万捷喜欢带客人参观他的办公楼和艺术馆，那些艺术品，是他像蚂蚁搬家一样花了很多年时间收集来的，这是他的爱好，也是他的骄傲。在雅昌的办公楼里，可以看见韩美林的大型铜雕，黄永玉、徐邦达、史树青等人的力作也随处可见。

　　他的专注与苛刻，使得雅昌从13年前那个贷款创业的小型印刷厂一路走来，傲视全中国16万家印刷企业，两度摘取全球印刷界的“奥斯卡”大奖——BennyAward金奖，并且连续5年获取香港印制大奖的34项大奖，更奇迹般地在4个昼夜中以近乎不可能的效率印制出了《2008北京申奥报告》。“4天4夜没睡觉，什么也没想，让你睡你也睡不着啊！”

　　2003年，当他登上全球顶级印刷奖项“美国印制大奖”的领奖台、打破了中国印刷业在这里长达半个世纪的沉默，他唯一的感受就是紧张，不知道怎么说话。“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是紧张，老上厕所！我的同伴一直担心，要是我在厕所里人家叫颁奖可怎么办？没经历过那个场面呐，虽然心里一直有梦想。”

　　作为北京印刷学院的第一届毕业生，他为“印刷”着迷，同时对艺术充满了好奇。如果不是遵从父母的意愿而选择了工科，他很有可能会读电影导演专业，或者儿童启蒙教育，这都是他的兴趣所在。在他的心里，大刀阔斧构架一出创意是件特别好玩的事，充满了想象的乐趣，感觉自己像导演。他至今喜欢电影，大学时代没少逃课去电影院。而最令他得意的是，父亲非但不反对他的逃课举动，还在有好电影上映的时候给他送票。为此，他被学校点名批评，理由是耽误学习。

　　像所有热血青年一样，万捷将青春时代的很多时间交给了足球场，为了看一场工体的比赛，男孩们白天扎堆去呐喊，晚上横七竖八地睡在同学家的地板上。

　　他并不满足于一份稳定却耽于变化的工作。所以大学刚毕业的那几年，他的精力始终耗费在调动工作上，直到在深圳的一家中日合资印刷企业找到了感觉。在那里，这个被日本人聘用的唯一一个“学院派”人才没有挑三拣四的意识，酷暑的印刷车间里没有空调，他穿着背心裤衩成了开铲车、拼挂历和搬运纸张。他比他的日本老板更“横”，因为他想到的、提出的问题比他们更“苛刻”。

　　“现在的大学生，大都很难做这些事情。但我当时很快乐，我就是什么工作都想尝试干一干。”25岁那年，他以惊人的钻研精神和出色的综合素养成为深圳最年轻的印刷董事厂长。30岁那年，他要离开那家颇为重视他的企业自己创业，即使日方经理三次从日本飞回，力邀他留下并且开出三年后月薪50万日圆的条件。

　　“我要试试中国人自己的印刷是什么样的，我也要试一下自己的能力。如果我在这个企业做下去，可能永远无法实现这个梦想。”今天，当年的日本上司为雅昌工作，成了他的下属。